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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简介 更多

    北京光学学会成立于1979年9月10日,是首都光学、光电子学界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学会下设专家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以及激光、激光医学、光通信、光学薄膜、红外以及现代光学共六个专业委员会。学会现有团体会员12...

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在首都光学界纪念王大珩先生诞辰百年、传承大珩精神报告会上的讲话
2015-02-28 阅读次数: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大家早上好!

  我首先非常感谢今天组织者,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再次缅怀王大珩先生,也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很多光学界的老朋友,特别我高兴的是会场上有很多的青年朋友,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大家了解王老,能够记住王老,学习他。我刚才听到周立伟院士和张钟华院士非常深情的、全面而又生动的对王老的回忆,他们已经讲的很全面了,所以我想根据自己有限的了解,讲一点我所了解王老的故事。

首先,他是我们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光机所,第一个就是长春光机所,当时同时建立的还有长春光机学院,都是王先生亲自把它们建立起来的,所以说我们长春光机所后来以它为基地,以它为母鸡,又生了好几个小鸡。比如说因为要做核试验了,它这个瞬态的光学的测试、瞬态光学,就是西安光机所,后来大气测量就成立了安徽光机所,以后又相继成立了上海光机所、上海技物所,还有成都光电所;生了一堆小鸡的这个母鸡,就是长春光机所。我们王先生就是老母鸡的培养者,他是第一任的所长。这几个小鸡后来都长大了,而且对我们的中国光学事业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刚才周先生也讲了,光机所的经历并不平凡,也很曲折,特别是文革期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受害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以大珩先生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简单的说一点,中国有三个我了解的最大的光学工程的领导者、组织者,就是王大珩先生。这三个光学工程,一个是激光核聚变工程,王淦昌先生是一个试验物理学家。刚才我说遗漏了一点,长春光机所建所以后有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成就,就是中国的第一台激光器的创制。大家知道国际上的激光是1960年发现的,是第一个是美国人做了一个60年的激光器,而中国在1961就做出了自己的一台激光器。王老就是我们的激光器不是照着美国人做的,是中国人创制的,由我们创新的。因为他是光学家,而王淦昌先生他是试验核物理学家,他一直隐姓埋名做了很多年的核武器以后,1979年离开了我们工程物理研究院,他推动中国激光核聚变的试验,因为从激光发现以后,王淦昌先生觉得激光这个东西,非常有方向性,非常好,很有可能我们拿它来聚焦打一个小小的靶球,靶球里面放上热核聚变的材料,产生核聚变。他就提出了激光引发核聚变这样一种思想,他是国际上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人。同一年,两位苏联学者也独立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提出这个思想是1964年,提出来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中国人先提出来的,我们是领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好几年。1979年王淦昌先生离开我们工程物理研究院以后,他又回来赶紧直起直追,要搞中国的激光核聚变的事情。他就跟王大珩先生结合起来,一个光学家,一个核物理学家,正好搞激光聚变;而这两个领域的长处,核物理、核武器物理,这是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而这个光学在中国科学院。他们两个是两个单位的旗帜,他们两个把队伍组织起来,因为有他们两个旗帜的带领着,两个单位都很听他们的话。当时他们有一句名言:“合则成,分则败”,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一定要合作才能把这件事情搞好。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个“协同创新”这个名词,实际上那就是协同创新,一个最好的典型。因为各自有各自的长处,一定要大力的协同,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单位,不同的部门总会有一些矛盾。说起来很可笑,当时因为王淦昌先生是1907年生,大珩先生是1915年生,他们差了八岁,我们就管王淦昌先生叫“大王老”,管王大珩先生叫“小王老”,他8090岁,我们还叫他“小王老”,他也很乐意,但是就这样称呼他。正是因为有这两位王老的旗帜,才使我们中国的激光核聚变试验,在文化革命之后急起直追,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个工作里面,两位王先生在技术上的指导,再加上他们在人的凝聚力上做的工作,那更是别人不可替代的,这是第一个光学工程。

第二个光学工程是高能激光系统的研制,这个我就不多说,这个是在开创了“863计划”以后。“863计划”里面,按照王老给我的话讲:“863的正宗是搞激光”,因为美国提出来星球大战以后,国际上欧洲、日本都提出了这些高技术计划,王老他们几个人建议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863计划”,其中有一摊就是激光。这一摊就是高能激光系统的发展,王大珩先生一直关注,他多次参加我们这个专家组的会,跟我们一块研讨,这个事情的目标、路径怎么走。到了1995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我们在靶场做打靶试验,他亲临现场,看了我们的试验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他非常兴奋的讲话,也给大家鼓劲,特别说你们做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但是他同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概念,就是光束质量。说这个光,这个高能激光固然要能量高,功率高,更重要的是光束质量,光束质量对好坏的影响,对这个劲儿(威力)的影响是平方关系,功率能量是线性关系,所以他就讲光束质量是生命线,这一句话一直到现在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三个是我们天文和航天的光学以及光学设备的研制,包括大型的光学望远镜,这些都是在王老的倡导和他的指导下进行的。我只了解这三个大的光学工程,王老都是功不可没,而且他有了(光学工程)这样一个概念。他提出来把光学工程列为一级学科,没有他的推动是实现不了的。他说这个光学工程,除了光学以外,还要交叉很多学科,而且要做出很硬的工程目标,所以这个光学工程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后来又列了一个一级学科。我们有了中国光学学会,去年又成立了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所以在这方面,王老的贡献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点,王先生进入耄耋之年之后,他站的更高,对国家的大局、国家的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战略性的贡献,使他上升为一位战略的科学家,我了解的很有限,我就讲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1986年“863年计划”提出的时候,他已经71岁了,因为他看到国际上的高技术的进展,他真是心急如焚,他联络了王淦昌、陈芳允和杨嘉墀,他们四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后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后来小平同志把它做了一个更好的扩展,叫“军民结合以民为主”,并且还说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样的对推动中国的高科技事业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他们几个人的一个大功劳。

第二件事,1994年,他已经将近80岁的人,他和另外五位老科学家一起发起要建中国工程院,当时还只有中国科学院,是1955年建院,但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工程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显露出来,他觉得只有科学院应该侧重在基础性的研究,我们国家需要更加重视工程技术,应该有一个工程院。他们六位是我们工程院的元老,也是工程院成立的奠基人,他们上书中央,终于在1994年成立了中国工程院,这也是一件很大的事,这都是大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才能做的事情。

第三件事,王老在多个场合建议和推动发展中国的光学仪器,他对仪器仪表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视。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很多实验室,包括到医院看病,有好的设备仪器,多半是国外引进的,中国的一个弱项就是自己的仪器。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过,科学是从观测开始的,有了观测才有了科学,而只有有了仪器才有了科学,才能观测。所以他一直倡导中国,一定把这个弱项赶上去,我把这一点今天说出来,也是希望今天有志的青年,能够为我们中国的光学,什么时候在国际上的实验室,国际上的医院里面能够看到很多“made in China”这样的一天,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还有一件事情,在2003年,年近九旬的王老上书中央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自然科学,包括基础科学、工程技术,要和社会科学结合,要融合。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高度、非常有战略高度、非常有远见的创建。现在人类社会很多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科学问题。我曾经做过军备控制,它当然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可是军备控制比如说核军备要核查,它的核弹头、核试验要核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现在大家知道气候变化,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来自于物理学家们的贡献,而气候变化又牵扯到能源,牵扯到气候变化的谈判,必须全球一起来减排,又牵扯到外交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必须要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很好的结合。大家都在关心环境,环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又是自然科学问题,所以我觉得王老建议要加强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讲这么几点,我觉得他对我们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我想说最后一点特别重要的,我听到周院士、张院士他们两位讲的非常好,就是王老的精神。王老的精神他们已经概括得很全了,我就不全面的说。我想概括成一句话,他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这一代人,包括王大珩先生在内,他们的精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我们的民族一定要振兴,中华民族一定要在国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强的前列。那么民族振兴一定要有这样一批人,以民族振兴为己任。我也常常给青年朋友们讲一些我接触的、亲历的老科学家的故事,讲他们的精神,讲他们高尚的品质。后来有一次一个研究生听完之后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杜老师你讲得很好,崇高也很应该,但是我们是普通的学生,立这个崇高是不是太远了一点,我们怎么能够崇高得起来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很有启发,那么我们换四个字,就是“品行端正”,这四个字离你们青年朋友不远吧?他说不远。那么我说你就从品行端正做起,在你今后的实践当中积累自己的贡献、自己的学识,不断培养自己能够追求卓越,能够追求崇高,我想这样可能是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当然我也知道现在21世纪了,这个社会跟王大珩先生他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价值观的多元化的选择。那么我们讲王大珩先生他们的故事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我觉得大家听完刚才周院士讲话一定会感觉到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为什么?我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答案,我想无论这个社会多么复杂,无论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国家,它的每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有一批人选择一个崇高的价值观,选择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人选择这样的价值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我们看到现在年轻的一代,还有不少的人在追求学问,在认真做事,在追求中华民族的振兴,我想这也是纪念王大珩先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他们这一代人“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正像爱因斯坦说过的,“很多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这是爱因斯坦自己的体会。从大珩先生身上也可以看出来,正是这样一种品格支撑了他一辈子。到老了我几次去看王先生,他到底是光学家,一直到老了离不开光学仪器,就是高倍数的放大镜,他最后的眼力也看不清了,拿一个放大镜这么看书,一直坚持到很老,他跟光学仪器一直不分开。他这是一种学习精神,一直到老他都在学习,他在思考,他在提建议。我想他这样一种精神是我们今天学习、怀念王老特别值得提及的,也是我特别对在座的青年朋友所希望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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